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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的讀書詩與書齋生活
    作者:林雨鋈  發布時間:2022/7/22 10:21:29  瀏覽量:
      【摘要】王安石以讀書之廣著稱,其學術思想成分也相對復雜。除了具有新學特色的儒家思想,另有宋人疑古精神體現在其詩作中。王安石讀書以實用為目的,其讀書詩通過對圣賢名臣的感慨和點評,飽含作者疑古創新的理性意蘊,傳達了富有理性思辨的歷史觀念。王安石不僅在詩中表達讀書觀點,還將日常生活融入讀書詩創作中。解讀王安石的讀書,不僅能探究其人的內心世界和審美意趣,同時也能窺見他的歷史觀和北宋士人的讀書精神。
      【關鍵字】王安石;讀書詩;書齋生活
      一部浩瀚的中國古代史,宋朝被定義為“積弱積貧”,但王國維贊揚“宋代學術,方面最多,進步亦最著”[1]。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印刷術的成熟催生了文人生活的多樣化及讀書活動的便捷化,書齋文化也逐漸蓬勃發展起來。王安石作為北宋首屈一指的政治家、改革家,在文學上同樣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他的讀書詩卻未引起重視,其詩文中,多有對讀書感慨的抒發,既有直接以讀書為題的詩歌,也有勾勒書齋生活的作品;不僅體現王安石的學術思想,也體現了詩人在文學創作中融入的文化心態、學術精神及審美趣味。
      莫礪鋒先生認為“以讀書為主題的作品”可以作為讀書詩,包括以讀書為題目的詩,內容與讀書相關的詩,本文對讀書詩的定義與莫礪鋒先生的標準一致。王安石的讀書詩中,直接以讀書為題的有十一首,多為讀后感的詩歌表現形式,如《讀后漢書》《讀唐書》;也有對自己讀書情境與心態的抒寫,如《舟中讀書》。另有兩類值得注意的讀書詩:一類是在酬唱作品中談及讀書的,有三十余首;一類是在日常生活中談及讀書的,有五十余首。本文以王安石讀書詩為主要研究對象,兼論其讀書詩創作的整體風貌,力求剖析其讀書詩的藝術特色及在北宋文化背景之下的審美趣味。
      一、以讀書為題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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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學術思想中最突出的是濃厚的儒家精神,其詩作中屢次出現對孔孟的贊揚。王氏的經學思想主要通過《三經新義》體現,注重探討經書義理與經學經世,核心觀念是通過學習經書體會圣賢之理。王安石不僅在詩中表達自己的儒家精神,亦有對前人儒家精神的點評與討論。例如《讀墨》一詩:
      誰為堯舜徒,孔子而已矣。人皆是堯舜,未必知孔子。伯夷不辱身,柳下援而止?鬃由杏醒,我則異於是。兼愛為無父,排斥固其理?啄叵嘤,自古寧有此。退之嘲魯連,顧未知之耳。如何蔽于斯,獨有見于彼。凡人工自私,翟也信奇偉。惜乎不見正,遂與中庸詭。退之醇孟軻,而駮荀楊氏。至其趣舍間,亦又蔽于己;蛔灾,此語孰云俚。詠言以自警,吾詩非好詆。
      這首詩對韓愈的《讀墨子》給予譏評。韓愈《讀墨子》是一篇駁論式的讀書札記,里面重點討論了“儒譏墨”的幾個方面:上同、兼愛、上賢、明鬼。韓愈對每一條都進行了駁斥,探討了“儒譏墨”的原因是“辯生于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得出儒墨相互為用,相輔相成的結論——“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表n愈平生最推孟子,孟子斥墨子的兼愛為無父,是禽獸,他卻持不同觀點。王安石認為墨子非中庸之道,怎能說孔墨必相用?王安石在《韓子》詩中也對韓愈在文學上的主張表示不屑,認為他只將眼光放在詞語的改革與修正上,而沒有把重心放在對圣賢思想內容精髓的繼承方面,在王安石看來與俗儒無異。這也是宋人在讀書作詩時的疑古精神與好議論風格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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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擅長寫翻案詩,多出于其高遠的歷史眼光和卓越的政治家視角!稘h書》與《后漢書》是王安石較為重視的書籍,以李注《王荊文公詩集》為統計對象,王安石詩作化用這兩部典籍中的典故是最多的。
      除了在詩作中化用典故,王安石也有直接闡釋自己對《漢書》的見解的讀書詩,如《讀漢書》:“京房劉向各稱忠,詔獄當時跡自窮。畢竟論心異恭顯,不妨迷國略相同!痹娭刑岬骄┓、劉向二人,京房通過講災異來干涉政事,說服元帝行考察功績、考核官吏的法規;劉向的災異之說也是為推行他的政治主張服務的,他撰寫的《洪范五行傳》就集合了上古至秦漢的符瑞災異之事,可稱為中國最早的災異史。京房與劉向的共同特點就是通過災異之說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并且認為災異與人事定有必然的聯系。京房尤其擅長通過預測災異說服君王,他將《易》作為推測災異的工具并加以使用。漢元帝初元四年,京房踏上仕途不久,“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清)”。京房趁此機會,“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2]。正是通過對災異的準確推測,京房得到元帝的信任,才有機會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
      這兩個人物最終的結果都不是很好,接下來“詔獄當時跡自窮”,言二人皆未免去昭獄之苦。京房與元帝之間的君臣默契很輕易就被石顯離間,最終被石顯迫害至死。劉向因反對宦官被迫害下獄,后又免為庶人,直至成帝即位后才得以進用。后兩句說二人論災異的方式不完全相同,京房師從焦延壽。焦延壽講《易》,以自然災害解釋卦象,推衍人事。京房把焦延壽的學說演繹至極致,他在《易》學框架內來講災異與人事關聯的合理性。劉向評論歷代興亡與政事得失,都以天人感應與陰陽五行作為論證的依據。他對元帝上書論事,將周公時的祥瑞與幽厲后的災異都歸因于“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3]。但這種干涉政事的方式是王安石不認同的,所以結尾說二人此舉皆為“迷國”。王安石早年對《易》十分推崇,但認為《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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