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共產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談無產階級最革命，共產黨是它的先鋒隊組織，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談共產黨的偉大和必然勝利，國民黨的腐敗和必然滅亡；談生產資料公有制，計劃經濟，消滅剝削和不公；談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按勞取酬，共產主義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談革命斗爭的最高形式是武裝斗爭打垮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由共產黨領導，發展生產文化，實現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過渡……他還同我們談蘇聯，談列寧、斯大林，都是正面的，滿滿的正能量。也談文學，高爾基、魯迅，中國的，外國的，許多知名作家及作品。他的談話，當時不僅使我感覺他是了不起的人物，而且認定他是共產黨，按照他的話去干，就是跟共產黨干革命�！�
　　“此后，由邱在藝轉給我的王蕓生的大量書籍，其中有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堪稱列寧語錄的《什么是列寧主義》、巴比塞歌頌斯大林的《從一個人看新世界》，鄒韜奮的《萍蹤寄語》《萍蹤憶語》，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從暴風雨里所誕生的》……以上書籍，于我，可以說是“琳瑯滿目”，實在是“眼花繚亂”。王蕓生的談話給我的印象是，只要推翻國民黨統治，由共產黨領導，天堂就會在中華大地上建立起來。他對我特別關注，除談話，還給我三本書：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多人合編的《社會科學基礎教材》（《社會發展史》）、胡繩的《新哲學的人生觀》，要我認真閱讀，特別強調作為革命者必須積極參與……蘊積在我心中的革命烈火被他點燃了……得閱王蕓生給我的書籍和聽了他關于革命的闡述，我對革命（的認識）完成了從量到質的轉變，決心跟隨共產黨干革命并愿意為革命貢獻一切！”
　　“我們遵照他的指示，秘密組織了學習馬列著作的‘讀書會’，接收了畢節中學的老師鄧德仁參加。學習中，我們閱讀了邱在藝從王蕓生處得來的《國家與革命》《論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我們學習得很認真，并能結合實際。為避免敵人發現，我們將馬列著作藏在謝琳家巖洞內，在那里建立了我們的秘密讀書室。后來又根據需要，將《國家與革命》等書籍帶回城內，給青年學生鄒先良、吳學麟、楊延發等人讀過。我在挖嘎同謝琳等秘密開展武裝活動，擁有武裝八十多人，槍60多支……”


　　7.同李光庭一起成為烈士

　　1948年，得到李思齊“一切由他負責”的首肯，王蕓生回畢節負責特會秘書，試圖利用軍統的權力發展武裝：“總計我任特工自1948年2月1日至1949年2月24日被捕，7月6日出獄，為時一年，做了7個月特工。出獄后，國民黨不再要我做任何事，職業沒有，生活無著，這樣情形，畢節人皆知�！�
　　在這段時間，王蕓生戴有兩個證章，一塊是專署的，一塊是保五團的。周光旭、邱在藝、謝代元曾質疑過王蕓生的特務身份，王蕓生痛苦萬分地為自己辯白：“特務者，特別任務也。你們罵我，我不多加反駁……最后請你們記住，壞人當中也有好人，好人當中也有壞人。你們都看過《西游記》，可以設想，孫行者與妖妖怪怪站在一起的時候，你們也許會認為兩個都是妖怪，實際上他們各自想的不一樣。請你們相信，我王蕓生這顆心永遠是紅的！”后來他在《王蕓生自述》中寫道：“回想我雖然做國民黨特工，但并未為國民黨做過任何一件事。我做特工的目的，是在動用國民黨特工的權力，以便做人民的革命事業。我做特工的期間，沒拘捕過一個青年，反因為開脫青年和舊友而被國民黨目為反間諜，連李思齊的關系案都未告訴我……”
　　當三個年輕人對他表示理解和原諒，提出吸收他們入黨、讓他們參加戰斗時，王蕓生說：“戰斗你們已經參加了，可惜我已無權吸收你們。因為我自從被捕后，我還沒有與組織取得聯系，巴不得有一天聯系上。這些年，我是憑我這顆共產黨員的紅心自覺地為黨工作，我這樣被捕過的人，黨還會要不要我，這是我日夜憂慮的事。不過我深信，我只要真心實意地干，馬克思會原諒我的�！彼�還告訴三個年輕人，共產黨內組織嚴密，紀律嚴峻，在實際工作中考驗每個同志的入黨動機，鼓勵他們認清時局，不可盲動……最后說：“你們好好學習，好好干，我能接上關系的時候，不會忘記對你們的許諾�！�
　　李思齊于1949年7月30日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于貴陽后，王蕓生于10月初到達爐山李光庭處，本想在清池一帶將過去游擊隊基礎重新組織起來……結果，因無國民黨的身份證，不能走，只好在山上隱匿了半個月。而李光庭到貴陽國民黨自衛團受訓，10月5日才回到爐山。這時鎮遠一帶已經解放，王蕓生便協助李光庭，控制了爐山縣常備縱隊180余人和清平鎮民衛大隊300余人撤出爐山縣城，徹底挫敗了國民黨縣長馮紹棠的守城計劃，使解放軍兵不血刃解放了爐山。幾天后，這兩支地方武裝被移交中共爐山縣委，到縣城接受解放軍的改編。
　　“我這樣被捕過的人，黨還會要不要我，這是我日夜憂慮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