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滬各報看劉伯承將軍南下姿態》等文章，對反動統治者進行口誅筆伐。領導修文“二一六”武裝暴動后，他輾轉廣西、云南，找到滇桂黔邊區縱隊，以“入黔人民解放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身份重回貴州。1951年2月，馬懷麟轉業到地方工作，曾任貴定專署建委副主任、專署建設科科長、貴州省農業廳技術室主任、《貴州農業》編輯室主任、黔東南州農業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和州農業區劃辦公室副主任等職，退休后享受副地級待遇。1988年，馬懷麟創辦修文縣第一個聯戶合作農場，發展獼猴桃產業，帶動家鄉脫貧致富，被當地百姓親切地稱為“馬幺公”。

　　6.向青年學生宣傳馬列主義

　　妻子邱在模去世后，王蕓生特別傷心，準備“重新結合一批新的學生分子，施以教育，闡揚社會科學知識�！薄叭�弦社”的周光旭（周素園侄孫）、邱在藝（又名邱師乘）、謝代元成為他的工作對象。
　　1948年12月，畢節縣中學生周、邱、謝三人合作，創辦《三弦》手抄刊物：“‘三弦’者，三和弦也。喻三人合作，此名響亮、明確、自然、深刻。是三人商量決定的。這就是‘三弦社’的開始，也是‘三弦’手抄雜志的創刊�！蓖跏|生讀過《三弦》創刊號后，立即成了“三弦社”的主心骨。周光旭在回憶文章中說：“‘三弦社’是地下黨員王蕓生同志親自領導，一手扶植起來的一個秘密文學集體，是民主聯軍挖嘎武裝的前身�！�1949年8月，“民主聯軍”政治部副主任陳序爵來到畢節，在文廟后山開會，宣布成立“民主聯軍地下小組”，謝代元任組長，帶領周光旭等潛伏待命，參加黨領導的地下斗爭。
　　應該說，在1949年解放前夕的畢節城，王蕓生是為數不多的具有馬列主義理論水平的共產黨員。在《補充我未盡的事實和意見》中，有以下一段表述：“1942年春天，我和邱在模結婚……開始讀中國的舊文學書籍，如四書、五經、《史記》、《漢書》和古代的各種文集，以作掩護。我曾向敵人寫悔過書，但我對馬列主義還是有根源的信仰。我的許多關于馬列主義的書，如《列寧全集》《資本論》《反杜林論》《政治經濟學教程》《列寧主義問題》等，我仍保存著，偷偷地讀�，F在我家里仍藏著一箱子這些書，隨時讀�！�
　　邱在藝在紀念文章中，記述了同王蕓生相識、相交的經過：“王蕓生不僅是我的親戚，而且是我革命的啟蒙人和人生導師。他曾經對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的確立起過決定性的作用，縱觀他的一生，我覺得他是鐵骨錚錚為革命奮戰終身的人�！�
　　“我與王蕓生的交往從一九四六年開始，周光旭與謝代元是通過我于一九四七年才與他認識的。在此之前，雖然王是我的堂姐夫，可是我從來沒有喊過他一聲，原因是他年齡比我們大十多歲，我們還是畢節縣中高中部學生，可他已經是將近三十歲的大人了……”
　　“1946年夏天我四姐死后，他回畢節料理后事，不久又走了，直到一九四七年秋后才回來……這次王蕓生住在畢節百花山四號院王保光家。我經常在那里出入。閑談中發現他很有學問，很有見地，古今中外無所不通，就要周光旭、謝代元來會他。把我們三人秘密發表對社會不滿的《三弦集》拿去請他指教。無論詩歌、散文、雜文、歷史、哲學各個領域他都能發表精辟見解，使我們佩服得五體投地……總之，就這樣持續了半年多，我們幾個人如饑似渴地在他的指導下閱讀了大量革命書籍……”
　　“我與王分別，是一九四九年九月底的事，他臨分別時說：‘我準備到爐山去，那邊離湖南近，好迎接解放。你去昆明等著，我們會聯系的�！�我參加十一軍的事，只有王蕓生、周光旭、謝代元知道。這也是王蕓生估計不足，我離開畢節才一個多月，十一月底貴州就解放。我很后悔，但身在敵營，無法脫身，想奔到昆明再說，殊不知人到曲靖，云南就宣布解放了�！痹谇�靖俘虜營中，邱在藝向解放軍二野五兵團十七軍四十九師一四六團提供了國民黨李彌部的主要人員名單，并向師長和政工處長等人談了自己的身世。
這時一四五團去挑人，他們就把邱在藝交給一四五團帶回盤縣，先當宣傳隊教練，不久提拔為政治干事。
　　在自傳中，謝代元如此記述了王蕓生及其藏書對自己的深刻影響——
　　“在一籌莫展無可奈何之時，為填補空虛，減少苦痛，（我）把在大灣即洛甸所見所聞土司對人民的殘酷統治以及人民的苦難，寫成一篇題名“鎮雄歸來”的文稿交周光旭。由此結識王蕓生，是（通過）周光旭的《三弦》手抄本刊物。他把我的文稿發表在這個刊物上，而這個《三弦》又是王蕓生指導辦起來的。邱在藝領我和周光旭見他，同《三弦》有關�！�
　　“當年王蕓生住百花山腳，再下不遠是吳頌平的洋樓……當年的王蕓生已年過四十，中等身材，體態敦實，精力充沛。鰥居，帶另個小孩，一女一男：女兒居長，名凱；男孩居幼，名旋。都只幾歲……”
　　“邱在藝帶周光旭和我每到他家，（他）先是泡茶倒水，熱情接待，之后就集中精力同我們談話。談社會發展，從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到社會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