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組織“婦女讀書會”。他還發動群眾為香港罷工工人募捐，簽名捐款的有200多人，募捐金額達600余元……1941年1月17日，王蕓生正在主持“讀書會”活動時被畢節反動當局逮捕入獄。
“在貴陽、遵義、湄潭、金沙等地組織都被破壞，而畢節縣在這時，將我、孫師武等拘捕，而畢節的同志葛發聲、邱在先則先于貴陽被捕。在獄中堅持五個月，最后見所有被捕的同志都出獄了，剩下我和孫師武未見悔過……當時我見形勢惡劣，同志們都紛紛自動悔過，而革命是長期的，不甘愿被敵人殺掉，于是最后具悔過書……李長青、李光庭、喻雷以及林紹銘等關系，未被破壞，都是我保護下來的……我只說是1938年參加共產黨的，因此得以將性命保留下來。若不這樣，敵人是絕不會放釋我的，恐怕早就被殺害了�！�
關于王蕓生被捕的情況，《七星關區史志人物》詞條中有如下表述：“1941年1月，由于叛徒出賣，縣工委書記王蕓生、縣工委委員邱在模及黨員邱在陵、阮明倫等在邱家花園被捕，進步人士孫師武等也相繼被捕。至此，畢節縣工委及所屬黨組織均遭到嚴重破壞。王蕓生被捕后，在得知敵人已從叛徒口中得知并掌握地下黨員名單的情況下，為保護同志，應付敵人，向敵人假自首，通過探監送飯人員向獄中被捕的黨員傳遞字條，要他們也向敵人假自首，爭取出獄，保全生命，以便開展革命活動�！�
　　后來王蕓生也親口向邱在藝談到一九四一年被捕的經過，言談之中充滿真誠反省后的無盡悔恨：“怪誰？怪我們自己！怪自己幼稚，麻痹大意！幾年來我們不注意隱蔽，而是公開活動，沒有前臺后臺之分，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們湊錢辦紗廠、開書店、開運輸行，這些活動據點都是公開的，而且貴陽已經發出被捕的信號——到七月書店電文說‘球已裝箱，準備接貨’，‘球’者即‘囚’也，‘貨’者‘禍’也……這樣用意非常明顯的電文，被當作普通的進貨通知而被擱置一天，不知撤退，我本人罪責難逃……”王蕓生還告訴邱在藝，是邱在先家賣了一筆地方，請糜藕池出面才將其保釋出獄，后到重慶五云山集中營去受訓等。
　　“1941年6月我出獄，很消極，生產合作社的事也不想再干，敵人叫我做工作我也不愿做，以生病或其他的方法逃避。1942年春天，我和邱在模結婚……”邱在模是邱在先的妹妹、“邱家花園”的四小姐，她和妹妹邱在陵，都是秦天真在畢節任教時的學生，也是林青等創立的“草原藝術研究社”活動的積極分子——1935年2月中旬春節期間在珠市路“川祖廟”演出田漢劇作《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時，“草原社”能登臺演出的，就四個女性：熊蘊竹、寧必恭和邱氏姐妹；邱在模早在1937年就已入黨，1937年10月，由徐健生擔任主任的中共畢節縣黨組織清理委員會，4名成員中就有邱在先、邱在模倆兄妹；1938年1月，徐健生以特派員的名義，代表省工委批準并宣布中共畢節縣工委正式成立，邱在先任書記，熊蘊竹任副書記，葛發聲任組織委員，邱在模任宣傳委員和婦女委員�！拔液颓裨谀Ｔ缬袗矍�，這事也曾得秦天真同意，經過組織的討論，承認了沒有問題的�！眱蓚�有著共同理想信仰追求的共產黨員，終于結成了夫妻，但幸福的日子沒能持續多久。這正如謝代元后來在懷念文章中所說：“王蕓生的愛人邱在模是地下共產黨員，同志加情人，聽說感情分外深厚。但是，那個年月干革命，是提著一顆腦袋使用全部精力而沒有一分錢的報酬，其生活的艱苦是不難想象的�！�
　　1942年8月，王蕓生又被拘押在重慶五云山中統特務頭子康澤主持的集中營�！霸诩�中營內，除讀三民主義，另無他事……敵人認為我情形重大，認為我尚為共產黨陣營活動，因此將我的押管期延長，直到1944年4月1日始得走出集中營。集中營出來的人，都取得證書和三民主義青年團團籍，但我未得證明和團籍�；禺吂澓�，仍被國民黨黨團監視。這時為了生活，不能不找職業，于是廖興序乃派我做《西黔日報》經理。整天為生活、工作忙，并未參加國民黨任何活動，為廖興序私人做工換飯吃……”
　　1945年7月，廖興序離畢節專員職，王蕓生失業居家，邱在模生下了第二個小孩，產中虛弱，無錢調養，因此種下痼疾，于1947年秋不幸去世�！�1946年春天，（我）不得已入劉熙乙的永岸營業所作練習生，一月領少數薪水糊口，如此不生不死過了一年。1947年夏天，實在生活不下去了，憤然離開劉熙乙的機構，到昆明去另找出路，但到昆明后仍然無職。而這年的秋天，邱在模因產無錢調養，貧病逼迫而去世。于是，我又從昆明回畢，將邱在模安葬后，剩下兩個小孩，一個五歲，一個兩歲，無人照應，只好自己帶領�！�
　　“1948年春（我）毅然丟下孩子，離開畢節到貴陽。這時，因受了敵人若干年壓迫，妻子又在貧病中犧牲去，因此我變得非常憤怒，欲找機會向敵人、向壓迫我的人復仇，但手無寸鐵絕做不出來�！痹陔x開畢節去貴陽時，王蕓生曾向邱在藝、周光旭、謝代元等表示：“此次出去，并非要找個安身之所，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