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同時確定派王蕓生到黔軍121師協助丁沛生工作，由丁沛生負責設法安插；李光庭留安順做軍運，喻雷去投考當時正在招募人員的省保安處教導總隊，以學員身份打入。另外，準備次年初發展謝速航入黨，建立安順支部。
　　1934年年底，以謝速航為書記的中共安順縣工委和已打入121師的丁沛生，成功地策動了幾個排的士兵嘩變，拖出隊伍來建立了“中共黔西游擊縱隊第七支隊”，丁沛生任隊長，王蕓生任指導員，率部到郎岱、盤縣一帶打游擊。這支由貴州地下黨所領導的武裝游擊隊伍，曾發展到500多人，堅持對敵斗爭。由于敵強我弱，加之經費缺乏，游擊支隊才建立不久就被敵人打散，丁沛生被叛徒擊傷回安順療養，王蕓生則到了爐山縣。
　　1935年4月,為抵御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適應開展武裝斗爭的需要，貴州省工委決定建立軍事小組：由李光庭、喻雷、王蕓生、丁沛生、寧仿陶、張恒茲組成，李光庭任組長，由省工委委員秦天真單線領導該小組。軍事小組的成員，不參加地方黨組織的活動。其工作重點是在安順、凱里一帶做兵運工作，利用已在國民黨地方軍隊中的工作基礎，必要時相機策反，發展黨的武裝力量，擴大軍事工作，開展武裝斗爭。
　　1935年冬，貴州省工委批準成立凱里黨小組，以李長青為負責人。作為黨小組成員，王蕓生不僅協助李長青組織了“青年讀書會”，還張貼標語，揭露反動當局和土豪劣紳的罪行。1936年，王蕓生通過昔日與唐壽南（時任鎮寧縣保安大隊少校副隊長）的同事關系，打入鎮寧縣保安大隊任軍需上士，與在安順從事革命活動的進步人士取得了聯系。同年夏天，王蕓生受凱里黨小組委托，專程前往廣西六寨找秦天真匯報請示工作。秦天真肯定了凱里黨小組的工作成績，指示：“要在黔東南大力開展武裝活動，把雷公山作為武裝活動的重點�！蓖跏|生返回凱里，把秦天真的指示傳達給黨小組，并且參加了研究大力開展武裝斗爭的龍頭野雞山會議。隨后，黨小組成員深入到凱里、丹江、臺拱甚至宣威等地發展地下武裝，打富濟貧。
　　1937年春，王蕓生與李長青兩次帶領各地地下武裝約四五百人，集結于雷公坪，打算建立人民革命武裝，開展游擊戰爭。同年7月，“盧溝橋事變”發生，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按照黨中央的指示，停止使用反蔣的口號，宣傳一致抗日的主張，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凱里農民武裝停止了活動。對相關情況，王蕓生在自述中這樣記述：“1935年至1938年都在貴州工作，（我）曾在水城、盤江、丹江、爐山等地組織兩支游擊隊。1938年抗日戰爭起，當時形勢不允許武裝活動，回到貴陽，在秦天真領導下，做抗日統一戰線工作。1939年底回畢節做縣委書記，領導畢節工作。這時因國內形勢非常惡劣，國民黨反動派氣焰囂張，秦天真去北方。當時我們在貴州工作的同志，多數都被國民黨注意到。而我要求到外面去，組織未許可�！�
　　上世紀八十年代，秦天真親筆為《凱里市黨史資料》題詞：“凱里地下黨在內戰時期抓武裝，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抓十六字方針，是對的而且是有成績的�！�
　　4.畢節工作歷盡艱辛

　　1938年，王蕓生根據省工委的指示離開凱里到貴陽，先任工委組織委員，后任書記，深入學校開展學生運動。1939年春，王蕓生奉貴州省工委秦天真之命，赴畢節任縣工委書記，負責開展抗日救亡工作。在其1950年1月24日所作的《補充我未盡的事實和意見》中，留下了以下記述：“1939年至1940年，黨領導人秦天真派我到畢節領導畢節的工作，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我于1939年春天回到畢節，任畢節縣委書記，接替邱在先。未回畢節之前，曾一度任貴陽縣委書記。1940年下半年，秦天真離開了畢節，形勢更加惡劣，畢節謠言四起……”
　　在百色恐怖籠罩下的畢節，王蕓生積極組織發動群眾，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工作。畢節縣工委沒有活動經費，他就把自家的住房典當出去，組建了一個生產合作社。1939年年末，王蕓生轉移到畢節城郊殷官屯，以開辦農場作掩護，開展革命活動。為了謀生，也為了更好地開展工作，王蕓生曾任畢節縣“民教館”的業務股長。王蕓生利用工作之便，在“民教館”，在“抗日后援會”，組織“歌詠隊”“時事座談會”“街頭講演隊”等，用多種形式宣傳抗日救亡。畢節市博物館退休干部徐錦華在《抗日戰爭時期畢節中小學文藝宣傳活動概述》中有以下敘述：“1940年春，地下黨員邱在陵、邱在模、周道立在畢節師范利用學生自治會——邱在模負責學習活動，邱在陵負責文娛活動——開展了抗日救國宣傳活動。王蕓生、孫煊經常寫文章給學生自治會登在�？�上，聲討汪精衛、周佛海賣國當漢奸的罪行，聲援香港反汪罷工工人的正義斗爭。他們還在學校組織了‘讀書會’，開展革命活動�！�
　　王蕓生還利用畢節進步人士孫師武開辦的“群益書店”和“七月書店”，購進大批馬列著作，借口加強民教館工作增訂《新華日報》和《群眾》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