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是許多國家政府治國方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像美國、德國、日本、英國、意大利及巴西等國，都曾經在開發落后地區上取得過令世人矚目的成就，并在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制定針對性政策、調整落后地區產業結構和改善資源配置等方面留下了許多可供借鑒的寶貴經驗。
　　
　　基礎設施建設先行，注重中心城市輻射
　　
　　 落后地區經濟環境惡劣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經濟基礎薄弱，經濟內生性儲蓄和投資能力有限，發展資金嚴重不足。如果沒有外部資源的注入，落后地區難以打破低收入—低投資—低效益—更低收入的惡性循環。因此，落后地區要迅速改變自己的經濟環境，必須重視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礎設施具有公共產品性質，以贏利為目標的私人資金一般不會介入，該領域明顯存在市場失靈現象，因而尤其需要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通常是在落后地區開發的頭10—20年，政府從財政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資金直接投入，將道路、機場、水、電、通訊等基礎設施的供給提高到一定水平，目的是栽好梧桐樹，引來金鳳凰。例如，東西德統一后的十年間，德國政府向東部的財政轉移支出達1.2萬億馬克，對基礎設施改造和建設進行投資補助，為加速西部企業、外資企業進入東部提供了必要環境，有效地遏制了東部地 區資本和人才的流失。
　　 落后地區經濟的造血功能之所以弱，關鍵在于缺乏規模經濟。在適當的規模條件下，市場經濟具有自我發展、自我膨脹的內生性。落后地區要滿足經濟良性發展所要求的規模經濟，最有效的途徑是城市化。國外的成功經驗表明，建設一批經濟綜合發展實力和對外經濟聯系強、經濟產出密度高、人口聚居密度大的中心城市，以此作為帶動地區經濟發展的支撐點，是落后地區實現工業化的前提，也是創造市場需求、產生規模經濟的捷徑。政府應在新興城市選址、城市規劃、城市產業鏈構成、農村人口城市化途徑等方面發揮主導作用。早在20 世紀60年代，美國就通過立法形式，將其2/3的貧困縣劃入 個經濟開發區，要求每一個經濟開發區建設幾個新興城市，使之成為具有較高發展水平、能帶動整個開發區經濟發展的增長中心。美國在落后地區開發中實施中心城市策略，一方面加速了農村人口脫離效率較低的農村經濟，剩下的3%的農村人口可以重新整合土地，并在此基礎上發展起高度現代化的農村經濟；另一方面為新興城市工業化提供了勞動力和市場需求，推動了這些新興城市進一步的經濟擴張。巴西對中心城市推動區域開發的理解更深刻，采取的措施更大膽。1960年，巴西政府將首都從發達的沿海城市里約熱內盧遷至落后的中部高原城市巴西利亞，新首都龐大的基礎設施建設及工業建設，對其周邊地區產生了極大的經濟輻射力，很快在巴西利亞四周建立了汽車、機械制造等重工業基地，成功地將巴西的經濟中心從沿海轉至中部。
　　
　　 瞄準朝陽產業，借重科技力量
　　
　　 落后地區開發的核心問題是工業化，而工業化模式的選擇，特別是主導產業的選擇，直接關系到它最終能否與發達地區平衡發展。在發達地區仍然保持發展的情況下，落后地區要趕上發達地區，必須以快于發達地區的增長速度提高收入，必須建立起具有增長能力和盈利能力的產業結構。因此，落后地區工業化模式與主導產業的選擇，應該具有后來居上的特征，主導產業應該選擇能直接應用最新科學技術，與其自身的優勢資源相結合，瞄準高附加值、有良好發展前景的朝陽產業。如果落后地區的工業化只是簡單地復制發達地區的產業結構，從發達地區遷入技術過時或處于成熟階段的企業，落后地區就會永遠處于技術、產業落后的境地，很難縮小與發達地區的差距。那種產業梯度推進、技術梯度轉移的發展思路，將使落后地區超越發達地區更加困難。美國西部開發之所以成績驕人，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選擇了信息、電子等高新科技產業作為主導產業。美國對落后的南部“陽光地帶”以及西部的開發貫穿了“以軍工為主導、軍工帶民用”的指導思想，將巨額國防資金的1/3投入到南部和西部地區，在那里建立起一系列擁有高端技術的國防工業基地，隨即將一些高科技的軍工技術轉為民用，在西部地區建立起以網絡、通訊、電子等高新技術為主導的產業，并圍繞這些產業逐步發展相關制造業和服務業。得益于這樣一種優越的產業結構，1994年西部加利福尼亞州的國民生產總值躍居全美50個州的首位，為落后地區超越發達 地區樹立了榜樣。
　　 落后地區的工業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其逐漸工業化的過程中，不能忽略農村經濟建設與農業發展。 同工業要瞄準朝陽產業的道理一樣，落后地區的農業也要瞄準高附加值的現代農業。因地制宜，用科技的力量提高農業的生產力和經濟效益，推動農業現代化，這是落后地區發展農業的必由之路。美國在開發西部時，同樣高度重視以發展科技來帶動農村經濟的發展。美國政府通過法令，以劃撥土地和撥款資助的辦法，鼓勵建立農業和機械技術學